金融市场正在上演着一场围城般的游戏。正规金融机构在巨大的存贷差和盈利压力下，面临着信贷扩容受阻的煎熬；而亟须资金的借款人却由于找不到融资渠道面临着资金流动性匮乏的苦楚，甚至“求助”于高风险、高成本的民间市场。据报道，义乌地下钱庄的民间利率达到了月息1毛即年利120%的较高水平。(见8月23日《21世纪经济报道》)
美国借助发达的金融市场和技术工具把金融资源扩充到信用水平低、收入低或不稳定的人群引发了本次次贷市场危机。与此不同，当前，中国民间游资迷惘和民间市场陷入罪与非罪的灰色地带，暴露的恰恰是金融资源配置失衡和金融压抑问题，这也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提出了考验。
银行系统中不断积累的负债短期化和资产长期化，以及越来越显得严重的金融脱媒问题(简单地说是金融资源脱离正规银行系统)与中国法定利率偏低有着直接的因果关联。
“负利率”导致的储户倒贴银行或借款人的现象，一方面促使储蓄活期化，把银行内部包括资产负债期限结构风险在内的诸多风险进一步暴露了出来；另一方面也导致了越来越多的资金流入民间市场成为“供给方”，蜕变为央行难以掌控的民间游资。
从银行体系本身讲，当前中国银行系统金融机构风险资产定价能力不足、信贷资源的同质化竞争等因素也加剧了当前中国金融市场资源配置的失衡与金融压抑的共存局面。
当前银行系统信贷资源存在三大风险隐患：一是短存长贷的资产负债结构性风险不仅没有有效缓解，而且存在恶化的趋势；二是信贷资源的区域集中度正在进一步走高，欠发达地区和县域经济的融资难度变得更加困难；三是信贷资源过度向大制造企业、电力、建筑、交通和房地产行业，以及大型企业集团集中。
银行信贷资源过度向这三大领域集中，从而使得大量中小企业成为了正规金融机构被遗忘的一角。银行对中小企业和个人支持的不够：一方面是由于银行当前的风险资产定价能力不足，难以有效为这些借款人进行合理的定价。而且由于贷款额普遍不高，因此向这些借款人提供贷款的管理成本要高于大型企业。
另一方面，中小企业和个人普遍都缺少有效的抵押、质押等担保资产，在银行风险资产定价能力不足的情况下，缺乏有效的担保资产意味着银行的信贷风险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同时，由于中小企业和个人难以获得中介评级机构的信用评级，因此他们更难以获得银行的信用额度支持。
显然，在银行风险资产定价能力不足等因素的影响下，一方面中小企业和个人得不到银行的信贷支持，另一方面银行信贷资源的高度集中，使得银行失去了分享中小企业和个人成长的业绩。最终，金融资源配置的失衡风险在银行这种非均衡的发展中不断累积，进而难以避免风险集中式的爆发。
另外，当前金融制度和监管体系的不完善和不健全也导致金融资源配置失衡与金融压抑的并存问题。如目前银行系统的存贷利率等仍然受到了严格的政策管制，这些关键利率的管制客观上限制了金融机构对风险资产自主定价能力的发育和提高，银行对不同信用级别借款人的贷款尚难从利率中反映出来。而且，在这种信用价差的扁平化下，银行并没有动力去为不同信用级别的借款人确定不同的信用价格。
总之，当前民间游资迷惘的背后折射出了更深层次的金融体制性因素，折射出了中国金融机构相对跨国金融机构的脆弱性和不足。而要补足这些短板，一方面需要金融改革的继续深入推进，另一方面需要在改革国有银行的基础上，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的金融机构，以便通过金融机构间的充分竞争来提高金融服务水平，消除金融资源配置失衡和金融压抑等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