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以来，全球无数媒体在热炒和论战中国海外投资的问题。归纳起来无非一个大大的疑问：
中国的资金，尤其是政府背景的投资，如何才能冲破保护主义、意识形态障碍，迈过国际金融界高耸的门槛，在缴纳可接受学费的条件下，成功地进入西方资本市场，并得到全球金融规则的认可和容纳？
虽然现实存在各种显而易见的困难和阻碍，但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乐观的，原因如下：
一、中国对外投资的大背景是中国经济延续30年高速增长，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和中国人传统的高积蓄率带来了财富的迅速积累，大量资本的积累必然要求中国经济不管以私人企业海外收购的方式，还是以国家控股投资公司对外投资的方式，进行海外扩张。
本土经济增长是中国资本海外扩张的原动力，只要中国经济增长势头得以持续，这种资本扩张的趋势就能够得到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持，即使遇到短期的挫折或是阻力，在长期也会重振旗鼓卷土再来。后浪推前浪，终成滔滔历史潮流，不可逆转。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背景下，挫折和阻力是战术问题，中国海外投资的良好势头是战略的必然。
二、关于意识形态阻力和保护主义刻意搭建的进入壁垒：全球近代史的500年是西方资本全面“侵入”东方的历史进程，西方的资本进入伴随了东方经济体从被迫开埠、抵抗和自我保护，到主动接受全球化游戏规则，确定自己在全球分工中的角色进而利用国际资源实现经济崛起的全过程。接下来的故事只是把受者和予者的地位颠倒一下而已。
目前的国际秩序几乎全部是遵从这种“世界扁平化”的资本的必然诉求来建立的：贸易自由主义，国际资本市场的整合，跨国兼并收购的兴起，英语成为国际语言，等等。500年来国际资本驾驭着历史向着开放和共享的方向前进，一切阻碍这种流动和共享的樊篱都不可避免地被击碎和抛弃；如果现在某个国家或者某些政客以任何理由反其道而行之，试图阻止中国资本流动到地球上的其它地方，那就是在和整个西方文明耗费500年时间，历经无数战争、辩论、政府更替、文明消长的过程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作对。
另一方面，中国的海外投资也要注意“韬光养晦”，避免犯80年代日本放言“买空美国”的错误。至少在初期，面对出现国际资本围堵和政府壁垒的风险，还是应该以商业回报为第一目标，同时遵循低调的原则参与全球资本游戏；这样以来将中国的红色资本藏身于全球国际游资的汪洋大海中，任何人、组织、机构想要有效的甄别甚至有针对性地阻挠和打击中国海外投资，都是徒劳的。当然有部分国家控股的投资，不排除在操作成熟之后加入国家战略的考量，但那也要等到时机成熟，环境初步稳定之后再逐步考虑，尽量避免因为操之过急引来国际社会的反弹的风险。
谈起意识形态，中国与日本可谓水火不容，但日本的投资进入中国却也是长驱直入，日本曾一度是中国最大的海外投资来源地，日本经济也从在中国市场的投资中赚取了足够养料，以至于近年来已经开始走出10年经济萧条。国际资本市场的第一原则为有钱能使鬼推磨；在猫和老鼠的游戏中，手握资本的一方永远是处于战略主动的。中国资本的海外扩张也是同理。
三、资本海外扩张的本质是民族的崛起和文化的复兴。中国资本所到之地，本质即为中国文化的传播领域。资本鲜有单独出海的先例：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屈辱，打开外资进入的突破口，进而也开始了西方技术、商业文明和政治意识形态对华夏文明的全面渗入；中国当今引入外资，很重要的一个着眼点也在于引入西方先进的公司治理和企业文化。中国资本出海也将必然带去中国的华夏文化，中国海外投资为国际资本市场所容纳，则中华文化得以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传播、融合和升华；反过来中国自身文化的升华也将促进中国资本的全球化、国际化。没有先进、开放、海纳百川的文化作支撑，巨量的海外投资也很难真正走好，走远。
所以，中国资本海外扩张之路，用历史的眼光来看，与中国经济崛起、文化复兴将是同一进程。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政治开明，文化上实现涅盘式的复兴，则海外投资没有理由踯躅不前；反之，海外投资也将成为一种反作用力，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新驱动力，成为政治、文化革新的策动因素和源头活水。
郑和下西洋的努力之后600年，无数国际风云变换之后的今天，我们很欣慰地看到了这列磅礴的舰队在强大国力的支撑下，又一次启航。(来源：《英伦学人》，作者：郑佳，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