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9日上午，“中国投资公司”在北京新保利大厦正式举行了挂牌仪式，这意味着拥有2000亿美元资本、身后是政府1.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公司将正式执掌国家外汇投资大权。中投公司应该确定怎样的目标？如何有效进行风险管理？公司的制度建设又应该注意哪些问题？为此，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学者型官员能否驾驭中投公司？
记者：这个团队更多的是学者型官员，他们的知识结构能够胜任中投公司的运作吗？
曹建海：实际上并不需要很高深的知识，这笔外汇储备一般来讲最重要的就是安全性，但是考虑到外汇储备量非常大，每年还在增加，财政部觉得应该有必要转移一部分过来，进行风险性的投资，获取比较高的风险投资收益率，能够保证安全就好。
谭雅玲：团队的知识结构有点太偏了，更多的是官员派，不是市场人士，这样对运作会有很大的影响。市场竞争是公平透明的，而不是靠行政命令和主观意志来决定。
记者：29日上午的挂牌，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是否意味着中投公司马上就要开始具体的投资？
曹建海：已经投了，下一步的投入可能是国内的国有企业，因为已经签了一个初步协议，决定由中投公司来支持他们，这比通过黑石集团“出口转内销”要好得多，而且避免了黑石集团本身的盘剥。
和讯网：你认为中投公司应该确定怎样的目标？周小川行长“希望得到一个比较高的投资回报”，将高投资回报为目标合适吗？
曹建海：考虑到美元贬值和国内的通货膨胀因素，追求一定的投资回报是必要的。现在来看全球的高回报都跟重组并购有关，跟中国有关。
谭雅玲：目标就是到海外去投资，获取稳定的收益，化解外汇储备数量过多的矛盾。任何投资都是想有回报的，但是我觉得中投这时候挂牌走出去，外部环境比较复杂。
目前并不是对外投资的好时机
记者：现在“出海”的时机并不好？
谭雅玲：对，因为现在有次级债危机、美元、美股、黄金、石油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记者：你认为多少投资回报为高？有没有什么标准？
曹建海：如果中投公司运作增加的收益能够弥补掌握在外管局手里的外汇储备贬值，我认为就达到目的了。比如说贬值10%，能盈利10%，才达到保值。至于增值的部分，高收益率必然就是高风险的，现在来看高风险就是走对冲基金的路子，然后对冲基金到中国再投资才能获得高收益。中国高收益必须以外资的名义，既然是在境外投，一种直接在境内投可能会有高收益，拿到海外去上市，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是通过国外“出口转内销”像黑石那样过来。
记者：你认为中投公司在风险管理和制度建设等方面应如何安排？公司的运作应该遵循哪些原则？
谭雅玲：在操作层面就是风险管理，要确定投资板块的比例和规则，再一个就是前台和后台的管理，怎么协调起来做好，前台有交易，选择投资方向，后台有监督的，跟踪的或者再进一步审核的。但是在当前来讲，外汇投资最重要的是，第一步走到哪儿，因为整个市场现在是一片“混乱”，你往那儿走。但是投资理念应该超出仅在外汇层面，要观察多币种的，多市场的，把金融跟资源连接起来，这样做会比较好。
曹建海：既然用财政作后盾，而且发行特别国债，国债发行肯定将来都拿税收来还，中国的税收增长历年都是非常快的，所以一般来讲这笔钱花完，纵使亏空也不用怕，是用税收来作后盾，这就意味着从事最高风险的投资。当然如果亏损也是很难看的，亏损了必须在这里面寻找平衡，一个不受公众指责，第二在不受指责的情况下从事高风险投资。
记者：那怎么兼顾风险和收益？
曹建海：风险大，收益就高，一般来讲都是这样的。获取高收益的一定要从事高风险，实际上除了中国还没有哪个地方是收益高而风险低的，但是如果中投公司大量参与中国国有企业的改制，拿到海外去上市，也许这里面有不少的收益，但这个收益说实在的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也就是说国有企业这一块是没有数的，从这里面赚多少钱，没有帐可算，也许中投公司赚的所有的钱，收益率非常高，但全部是国有企业这个地方赚来的，国有企业不管那一套，你赚多少，只要我这个企业做大了就行我进去500强，一年多进去几个就成功了。实际上就是他们自己在玩，不顾老百姓的利益，实际上这些财产全部都是老百姓的财产，如果进行高风险投入，拿到海外肯定是打水漂的。在国内投入实际上是一个兜里装到另一个兜里，再转到又一个兜里，显得我们外汇储备处置的比较得当，实际上是三个兜之间在互相装来装去的。这些财产全部都是国家财产，要是国外的话，这些资金都应该量化到每一个人身上的，在中国这些财产似乎跟全国人民无关了，任意他们运作，关键是在运作当中这些经手人可以得到大量的收益。比如说像站在黑石那一方的，梁锦松这一次不知道得到多少好处。
不能完全照搬国际经验
记者：中投公司的运作有什么国际经验值得借鉴？比如说像淡马锡模式，中东模式、挪威模式？
曹建海：这些都是小国家，国内市场特别小，必须拿出去投，而中国现在是全球最赚钱的市场，海外资金大量进入，从中国赚了很多钱。而现在我们却要再拿出去投外资，他们再投到中国来，被中间扒一层皮，这是非常愚蠢的。你拿出去赚别人的钱，这个时代早就过去了。外国人有一个说法，中国官僚都看到这个好处了，就可见这个事情已经没有任何机会，相当于做股票一样，农村老太太都看到有赚头了，都进来了，股票肯定是做到头。
谭雅玲：淡马锡模式肯定对中国比较适合，因为都是亚洲和中国的文化。但从淡马锡到中国也有特殊性，新加坡是一个比较发达的市场，中国还是一个初级阶段的市场，不太一样。再一个从技能和经验来讲，中国可能也做不过新加坡淡马锡，所以我觉得不能急于求成，还应该一步一步的出去，先在一个市场板块做一样东西，然后逐渐的铺开。在保护国家利益，又使外汇投资模式能够成功的前提下，更多用市场的目标，市场的规则来管理或者考核中投公司，而不能再用现在已经有的行政模式，政治体制的模式去考核中投公司。
记者：那这些资金不出去的话在国内怎么办？
曹建海：在国内可以对国有企业进行一些直接的注资，实际上毕竟在三个兜里转来转去的，肯定比出去好，毕竟还有一个说法，这些财产都是人民的财产，将来进行分配的话，还有据可查可以分配。纵使腐败光，我不担心腐败光，腐败也能查出来，在国内转来转去的，还是有一定好处的。还有可以对外购买战略性资源，现在全球通货膨胀的时期，唯有物质是放心的，可以大量的购买黄金，石油。
记者：但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因素的作用，中国买什么就涨什么？
曹建海：确实有这样的问题，现在买什么就涨什么。石油还好一点，因为中国石油的用量在全球占的比例不是太高，我要买你都跟着涨，实际上谁都受不了。要买别的东西，比如像铁矿石什么的，中国在全球贸易量当中占的比重太高了，赚的都是你的钱。
记者：你认为投资对象可以涵盖到所有的领域吗？包括投资对冲基金、期货期权都可以吗？
谭雅玲：都应该可以，但是这些风险都比较大，还应该找一些，我们知识技能和目前能够有把握的先做，这样对士气，对未来前景都起到一定的支持，如果一开始就选择比较高端的话，那可能失败的风险就大一些，对未来的走向会有比较大的心理干扰。
制度建设和具体投资可以同时进行
记者：有观点认为现在不能先忙于具体的投资，而应该着力于制度建设，你同意吗？
谭雅玲：我觉得这两个应该是同步的，因为既然挂牌了，就的要开始投出去，但是在投的当中，制度建设和风险管理都应该相应的健全。随着逐渐的进入市场，新问题出现再及时的更正或者充实风险制度。而挂了牌，还得先制定制度，那你的市场效率就没有了，而且市场在变化当中，比较乱比较复杂的。
记者：汇金公司整体注入中投公司，正式成为母子关系，他们应该如何分工协作？
曹建海：汇金公司应该是做国内的股权投资，像国资委的很多行动也许都通过汇金公司来完成，中投公司主要面向海外市场。
